◇ 许景怡 刘洪强 胡海若 梅跃辉
李斯（公元前280ü 前208），楚国上蔡人，少时曾为郡小吏，后师从荀卿学习帝王术。入秦后，为秦相吕不韦舍人、郎，后历任秦国长史、客卿、廷尉、左丞相。曾上书谏止逐客令，为秦谋划统一六国之策。秦并天下后，在上皇帝尊号、行郡县制、焚书坑儒等重大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始皇死后，参与废长立幼的沙丘之谋。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赵高诬陷谋反，受尽酷刑折磨后被腰斩于市，并诛三族。其悲剧命运的产生既有其个人性格原因，也有时代因素。在文化上，李斯整理推行小篆、作《仓颉篇》，为新的大一统王朝提供了通俗识字读本和标准文字，这一字体被广泛铭刻在名山大川和朝廷器物上，反映出秦朝独特的时代风貌和政治思想状况。
小篆，又称秦篆、玉箸篆，是李斯在先秦籀文和春秋以来秦国文字发展基础上，经由李斯删其烦冗、取其合宜，加以整理变化、统一推行的标准字体。唐代书法家韦续根据用途不同将之细分为细篆书（又称缪篆）、小篆书、刻符书三种类似，分别对应使用于摹写碑序、祈祷名山、题写符印。〔1〕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有着从草创到巅峰的渐进过程，小篆在初创时就成为经典，李斯是小篆艺术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后世小篆几乎笼罩在李斯影响之下，后世篆书好手班固、蔡邕、邯郸淳、李阳冰等人无不受其影响。换言之，李斯既是小篆的开创者，也是集大成者。如南朝梁时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认为：“李斯书世为冠盖，不易施平。”〔2〕清代书法家钱冰指出：“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3〕可见后世对李斯书法之推崇。
秦二世铜诏版拓片
秦两诏铜量铭文拓片
小篆形成后，在题铭、钟鼎、符印、旌钺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使用，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书家争相研习的对象，篆刻中的朱文也多以小篆为基础。小篆为后来楷书、隶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谓“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4〕，“（小篆）备三才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5〕。
端方旧藏秦始皇诏十六斤铜权
天亡簋及铭文拓片
在书写上，篆书笔画粗细匀致，主要由横、竖、弧等笔画组成，跟隶书、楷书书写方正、有折少转有所不同，以中锋运笔，正如钱冰所言：“篆体圆，有转无折。”〔6〕小篆书写屈曲圆转，藏而不露，字形圆润，跟隶书、楷书书写方正、有折少转有所不同。小篆的出现是汉字书写史上的一大进步，相对于籀文更见骨力，史载“昔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哂其无骨”〔7〕，李斯认为此前的书写形式柔弱无力，为此他的小篆着力克服这一弊端。后世一些评论家也强调小篆流畅圆劲的特点，唐代书法家孙过庭认为“（小）篆尚婉而通”〔8〕，唐代书法家李嗣真也认为李斯所作“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9〕，康有为则评论“（丞）相（李）斯之笔画如铁石”〔10〕，这一称赞与后世书家对王羲之入木三分的评价同样堪称经典之论，可见后世书法评论家对李斯小篆力劲的特点多有称赞。在据传李斯所作的《用笔法》中说道：“凡书，非但裹结流快，终借笔力轻健 用笔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游鱼得水，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理当自见矣。”〔11〕在李斯看来，书写所要追求的是“急”“疾”，讲究轻健、迅速、摇曳生姿，如同苍鹰捕食，回旋观望，然后迅速下手，又如同水中游鱼、天空中飘动的云朵，有着一种动感。用笔不要做作，自然舒展，自由自在，轻重结合。
在结构上，不同于后世隶书的扁阔和楷书的方正，篆书“体并圆长”〔12〕。在结体上，篆书讲究结体的对称均衡，不少字左右形状完全一样，只是方向或所处的位置不同。在笔画之间的距离，即留白大致相等。小篆的字形构造多为上密下疏，偶尔也有相反的；合体字多为左右停匀。小篆在书写顺序上与楷书不完全一致，有对称笔画的字书写时常常要先写中间部分，有外框的字往往要先写外框后再写框内的部分。如果仔细比较周代中前期的石鼓文、天亡簋铭文等和小篆在字形上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字形或大或小、参差错落，比如“天”“亡”“王”“士”“文”“不”等简单的字与“祀”“囊”“乡”等较为复杂的字在个头上悬殊较大。即便大盂鼎等周代金文中也有字形大小相当的例子，但并不刻意追求笔画的粗细一致和字形谨严一致，在布局上虽错落有致却不过度追求整齐划一；小篆则与之不同，简单的字将之撑大，复杂的字将之缩小，以求通篇文字大小相当、排列整齐。这一点从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残存文字以及峄山刻石流传下来的早期拓本中不难感受到。此外，小篆在构形上富于变化、颇有巧思，如张怀瓘所评：“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虬作骖，江海渺漫，山岳峨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13〕他还认为李斯小篆“或镂纤屈盘，或悬针状貌。麟羽参差而互进，珪壁错落以争明。其势飞腾，其形端俨”〔14〕，“体若飞动”〔15〕，既凝重庄严，又刚劲有力、颇有动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熙载告诫后来小篆的摹写者：“篆书要如龙腾凤翥 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椠人优为之矣。”〔16〕如果只讲求整齐、千篇一律而缺少变化的话，篆书这一艺术就会沦为匠人的描字。
小篆以李斯的诸名山刻石为代表，李斯在陪同秦始皇巡行的过程中，将小篆铭刻在诸名山之中以称颂秦德，共留下了峄山、泰山、琅琊、之罘及东观、碣石山、会稽等六处七碑。除了以上碑刻外，李斯的小篆也被广泛应用于符玺之上。李斯的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17〕还被刻在秦始皇的玉玺上。王国维认为近代发掘出的秦阳陵虎符上的文字即出自李斯之笔，他在评论阳陵虎符时说：“文字谨严宽博，骨劲肉丰。与泰山琅琊台刻石大小虽异，而体势正同，非汉人所能仿佛。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谨严浑厚，径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18〕铭刻在方寸之地上小篆，竟也有寻丈的气势，于此可见李斯小篆的气象之大。
相对于之前的籀文，小篆更加简易规范，在书写上简便了不少，正如《衍极并注》所言：“（李）斯、（程）邈作而趋简变便。”〔19〕唐代书法家虞世南认为李斯改省籀文为“适时简要”〔20〕，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认为：“周篆委备，如《石鼓》是也。秦篆简直，如《峄山》《琅琊台》等碑是也。其辨可譬麻冕与纯焉。”〔21〕小篆更加规范、简便，书写的效率也大大提高，适应了秦统一后由于厉行法家思想而导致公文案牍繁多的形势，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李斯的小篆刻石的文本也是秦代文学风格的代表。鲁迅指出：“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22〕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分析李斯在诸名山上的铭刻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李斯来自楚地，但在文风上不事雕琢，平铺直叙，辞意率直，即便今天没有受过文史专门训练的人读来也并无太多障碍，绝无佶屈聱牙之感。李斯笔下少有浪漫主义遐思和如同屈原般华丽的辞藻，也不同于战国诸子中汪洋恣肆的庄子，与后来帝王刻石中多采用的辞丽旨奥、典雅铺陈之风也迥然有别。故而《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认为，“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23〕。李斯在文风上有着法家气度，在用词上不够典雅，这或许与秦地战国之际较为质朴的风尚有关。在《文心雕龙》另一篇《奏启》中，刘勰进一步评价了王绾、李斯两位秦丞相的奏章，认为“辞质而义近”“事略而意诬”〔24〕，在修辞上似乎并不擅长，在叙事上似乎也不够周详全面。这与法家不崇文的宗旨是一致的，也是秦朝政治刻薄寡恩的特点在文化上的一种呈现。
峄山碑拓片
李斯诸名山刻石多以三句为一章，多为36句或72句，句式谨严，内容以称颂秦的功德为核心，目的是向天下百姓构建新朝代的形象。从中也可以反映出秦始皇的自我认知和秦代君臣对于所处时代的历史定位。概括而言，秦刻石中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彰显秦始皇平定六国的功绩。按照刻石中的叙述，秦国“清理疆内，外诛暴强”〔25〕，连年征伐六国，终结了战国列强“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的局面，终于形成了“天下咸服”〔26〕的大一统局面。刻石中着力营造秦始皇吊民伐罪的形象，“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秦始皇为后世确立了一个永远值得效法的“仪则”〔27〕。赞颂秦朝疆域之广大，“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28〕。秦统一是基于六国残暴：“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29〕这一论述跟秦初并天下，秦始皇向宰相、御史下的一道命令中对六国的指责和对于自我兼并天下过程的阐释是一致的。〔30〕这一叙述的核心要义是，秦灭六国为吊民伐罪、诛讨不义。刻石文字中秦的形象并非如战国文献中的“虎狼之国”，而是拯救斯民的义师，而被秦灭掉的六国则是背信弃义、暴戾恣睢的国度，因而秦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其次，构建秦始皇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刻石中着力表现一统天下之后皇帝仍然励精图治，如琅琊台刻石中称颂秦始皇“勤劳本事”“专心揖志”“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以及最终取得了百姓富足、社会和谐、长久的安宁局面：“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31〕在李斯看来，秦王朝德泽深远，功德超过了古代圣君五帝，“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32〕，“功盖五帝，泽及牛马”〔33〕。体现出秦代君臣在历史谱系中对于当朝的自我期许极高。泰山刻石中称颂秦始皇平定天下后，并没有自满和懈怠，仍然励精图治，“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最终出现了一个“贵贱分明，男女礼顺”的局面，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传之无穷的法式和榜样。〔34〕此外，刻石中也有移风易俗等较为接近儒家观念的描述。儒家侧重于从民间风俗之良善程度衡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礼记》中《经解篇》《坊记篇》等多个篇章曾反复铺陈移风易俗之道，《荀子·乐论》也明确提出“移风易俗”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会稽刻石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这方面内容的，如“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35〕。显然，秦朝将治理越地一直以来的风俗淫佚作为地方治理的要务，尽管秦以法术为治，却也希望民间风俗能够良善的愿望，也有整理民间风俗的举措行动。区别之处在于李斯刻石中更加注重刑罚的刚性约束，不同于儒家以礼乐入人，注重礼乐教化的潜移默化作用，顾炎武据此认为：“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36〕这一移风易俗的禁令体现出秦代文化统一的观念和政治实践。
总之，古朴优美的小篆自李斯整理推行以来一直延续初创时的风格，足见李斯影响之深深远。而李斯在随秦始皇巡行全国过程中所立刻石，也为我们理解秦朝的文学风格、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李斯被赵高诬陷谋反身陷囹圄时，曾向秦二世自陈七罪（实为自伐七功），其中第五条为：“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37〕在李斯看来，整理推行小篆、统一文字并将之在诸名山刻石与统一度量衡一样，服务于树立秦的名声，凝聚对新王朝的文化认同，都是其巩固大一统的重要实践和举措。在诸名山刻石中李斯最终落脚点也在于此，如绎山刻石末句写道：“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38〕泰山刻石末句为“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39〕。之罘刻石末句为“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常式”〔40〕。之罘东观刻石末句为“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罘”〔41〕。碣石门刻石末句为“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42〕。会稽刻石末句为“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43〕。在秦朝君臣看来，秦灭六国，平定天下，意味着一劳永逸消灭了战国纷争，在这种情况下，向天下宣布秦的功德、论述秦统治的合法性就提上了日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为了保证政治上和政策上的统一，要求有一个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所有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自然要求。”〔44〕
在一定意义上，小篆是秦代大一统的文化符号。除了小篆外，李斯作了《仓颉篇》这一标准文字范本。以小篆的出现为代表的文字统一、文化统一，极大地巩固了秦以后中国的政治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结束六国分裂割据、诸侯混战，促进全国统一，创建秦王朝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改革中，功绩昭著，惠泽后人，影响深远 除秦始皇之外，他与秦王朝所有大臣相比，其功绩是第一位的。”〔45〕尽管秦朝短暂而亡，但其文化统一的贡献堪称“百代之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汉字字体从殷周古体到今体，小篆是桥梁，是枢纽 此后，中国历史上虽出现多次分裂，但文字却长期统一，字形、字义都甚一致，这对中国文化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46〕
李斯整理推行小篆，固然“于文字，则有殊勋”〔47〕。李斯的小篆也是秦代大一统的系统工程的重要方面。小篆的推行结束了文字书写的地域差异，适应了天下统一的形势，方便了政令传达和文化传播，也有利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文字的统一使得此后的中国长久的分裂成为一种不可能，即便一时分裂，但历经一段时间酝酿、待条件成熟后又会重新统一。
端方旧藏峄山碑拓本
李斯的用意是以秦之文化统摄六国，文化的统一巩固了政治的统一。但在执行中，李斯的一些做法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李斯认为天下已经平定后，诸侯并争时期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应该改变，不应该沿袭战国时厚招游学的做法，不应继续容忍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以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做法，应该在思想上“别黑白定一尊”，禁私学，学术上也应该统一，之前战国时期厚招游学的做法应该改变了，为此他提出了焚书坑儒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秦始皇采纳执行。焚书坑儒是文化上的浩劫，造成了经典残缺和大量历史记载的湮灭，并导致秦以后典籍散乱的局面，不少典籍由此直到很久之后才又重新从民间走向庙堂，东汉末著名学者郑玄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为“始皇特恶之故也”〔48〕。在这一点上，连对李斯评价很高的李贽都认为李斯焚书坑儒之论“下手太毒矣”〔49〕。显然，古代不少学者均认为由于古代经典所载典制由于不利于秦王朝而被刻意地压制乃至于焚烧。在焚书坑儒的基础上，李斯提出了“以吏为师”，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此持肯定态度。章学诚指出：“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50〕显然，章学诚对前儒“暴秦”“过秦”等提法提出修正，肯定了秦朝的一些做法是符合古道的，所谓“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51〕，秦朝燔《诗》《书》固然为非，但“以吏为师”恰恰是秦朝符合和恢复古制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三代之旧法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三代政教合一传统的一个回归，因而秦政在崇今中也有暗合古制之处。
张廷济跋本泰山刻石拓片
王国维指出：“主今而不师古，其易籀为篆，不独有所改省，抑且有所存废。”〔52〕即经过李斯整理而成的小篆，不是对此前文字的一个渐变式的改省，而是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上的存废，反映出一种秦人特有的古今观。王国维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在李斯的篆书刻石中，除了颂扬秦朝的功绩之外，也透露出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今胜于昔。这一历史观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统一之后，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疆域之辽阔前代未有，风俗之浇漓也前所未有。前代制度无法照搬过来，周边也没有足以效法的文明。更为致命的是秦国自孝公以来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再加上在统一六国后秦朝君臣自我期许和自我认知都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颠覆性变革的动力并不强。从刻石和《秦始皇本纪》零星的奏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秦朝君臣有一个共通的政治话语体系。秦并天下后，秦始皇巡行到琅琊，群臣议论“五帝三王”以来的历史：“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53〕在群臣看来，前代帝王地域狭促，对诸侯的管控力也有限，前代帝王虽享有盛誉但名不副实，秦朝在疆域的广度和内部安宁的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前古帝王，功德前所未有。在秦代君臣的认知体系中，“五帝三王”并非值得效法的对象，这反映出他们一种上下古今唯我独尊的态度，与后来汉武帝“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图新”〔54〕的态度鲜明不同。汉武帝君临天下后，环顾四周，则匈奴、朝鲜、两越、西南夷，同时代的周边群体没有找到学习效法的对象；回顾历史，则尧、舜、夏、商、周及春秋、战国、秦，有成有败。汉武帝对于历史的态度是颂美唐尧、虞舜而喜好殷、周，希望通过借鉴旧有的典范来开创一个新局面。可见，与秦始皇和李斯等相比，汉武帝的政治观是基于一种求治若渴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尽管后世将秦皇、汉武并列，两者虽均为一代雄主，但在对过往历史的评价上有睥睨傲视和温情的敬意之别，两者的思维也有封闭和开放之区别。
秦朝的文化政策与其政治制度设计同为秦代大一统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焚书之火，乃是两种历史观较量的结果，是郡县制和分封制之争的结果。焚书的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思想、舆论也统一到现行政治制度的轨道上来”〔55〕。在秦朝最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废除了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在这之中，李斯发挥了重要作用。
琅琊刻石拓片（二种）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后，丞相王绾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56〕，建议对远离秦朝中心的燕、齐、楚等地实行分封制，封爱子为王去镇守。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交给群臣讨论，群臣开始都附和王绾。时任廷尉的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57〕李斯反对设置诸侯。他的理由是周代以来，诸侯尽管相互为姻亲，但仍相互攻击如同仇讐，天子无法禁止。李斯从便于控制的角度提出，用国家的赋税赏赐宗室贵族和功臣，不给封地。这实际上是以待士人的方式待诸侯、公卿，他们迥异于三代的诸侯公卿，就如同士人一样，没有土地、没有人民、没有城池、没有军队。在这个意义上，秦以后，虽宰相亦士。李斯对于战国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他是从战国诸王并立导致天下战乱频繁的角度来反推周初封建，这是一个政治的判断而非历史的判断。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58〕秦始皇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的原因是有侯王，现在实行分封制，是树兵，给自己树立敌人。李斯在另外一个地方指出，“五帝三王”治理之道各不相同，并非故意相反，而是因为遵循时势的变化。形势不同，治理方略自然有异。秦朝在很短时间内灭“六暴强”，李斯总结乱源是封建制，他在绎山刻石中写道：“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阤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59〕李斯为秦朝唱赞歌，在朝代历史序列中论证秦朝的合法性，极力称颂秦朝统一后制度的优越性。在李斯看来，秦朝做到了之前“五帝三王”没有做到的事情。秦灭六国，一家天下，让变乱不再复起，尤其是实现郡县制后，意味着一劳永逸消灭了战国纷争。显然，这是一种尊今、推崇时制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秦朝为了避免重蹈战国覆辙，采取非议封建制而行郡县制度的态度。“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60〕秦朝不分封子弟为王，也不立功臣为诸侯。这一政策也有矫枉过正之处，如多元性不足，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足，地方自救自治能力不强，后来秦朝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61〕的构想，试图兼顾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优越性。
小篆的创造、书写、通行全国，在中国文字史上意义重大，助推了文化统一，适应了秦兼并六国后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大一统帝国制度设计的重要一环。但同时李斯的文化和政治观是有缺陷的，其文化政策和政治政策在显著提升政治治理能力的同时，也有较为僵化的一面，就如同李斯的小篆过度追求整齐划一，不免有忽视各个字形差异的一面，千篇一律，缺乏一种变化的自然之美。其文化与政治观中也有着忽视个体或不同群体差异，对多元性包容不够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秦代在疆域的广阔和管控力上胜于前代，但文化精神内核上却是收缩的，不够开放的。当李斯主张被放大为秦朝的文化政策和政治政策后，也导致焚书坑儒等灾难性行动，最终“李斯创建了秦帝国，又亲手将它埋葬”〔62〕，在毁掉了秦帝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场文化上的浩劫。
李斯的命运极具戏剧性。位极人臣，却又最终落得个具于五刑、腰斩于市的结局。在其高光时刻，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诸子皆取秦公主为妻，诸女悉嫁给秦诸公子，与秦皇族联姻，其风光荣耀程度可谓一时无二。史载：“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63〕可谓门庭若市，司马迁为此感叹道：“（李）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64〕在其最后的时光，则深受身心摧残。在临刑之前父子相苦，求为庶民而不可得，“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65〕！可谓富贵三十年，三族并诛残。
对于李斯的评价，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斯忠诚奉主，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物。汉代邹阳就认为“李斯竭忠，胡亥极刑”〔66〕。明代后期著名思想家李贽积极肯定了李斯：“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67〕李斯与秦始皇共同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堪称豪杰人物。在另外一个地方，李贽认为李斯“有才力”〔68〕，他不认为李斯是一个“软骨头”，在《焚书》中他抨击了“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在《思旧赋》中以李斯境遇自况，指出“t 竹林七贤?，此（指向秀）为最无骨头者”。在李贽看来，李斯并非向秀般“最无骨头”“图自全”“无尽算计”之人。〔69〕
但更多的人对李斯的人品持有否定态度。柳宗元在《佩韦赋》中感叹：“斯委懦以从邪兮，悼上蔡其何补。”〔70〕责备李斯不能坚守正道。唐代胡曾《题李斯墓》一诗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责备李斯不懂功成身退的道理。苏轼认为：“（李斯）至于族灭身死，非不幸也。”〔71〕李斯结局是咎由自取，并非无辜。秦始皇和胡亥对于权力的任性，与李斯苟合取容的态度是分不开的。甚至有人因李斯为人而否定其书法成就：“李斯，憸人也，书奚传？”〔72〕认为李斯是 奸邪之徒，他的书法和小篆不应该传下来。
有评论者基于李斯参与了沙丘之谋并劝说秦二世行督责之术，“身为丞相倡行暴政，致t 天下苦秦? ”〔73〕，认为他需要为秦朝灭亡承担责任。南北朝宋时诗歌《上邪篇》：“李斯肆滥刑，秦氏所以亡。”〔74〕唐人朱敬则认为李斯开酷吏之先河，“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75〕。宋代文学家苏轼还给李斯出了个主意，应该在赵高劝说他后先下手为强：“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夺其权，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谋，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愚而何！”〔76〕元末杨维桢也持有类似看法，认为李斯不善度事机，“真愚人也哉”〔77〕！他也认为李斯不应该听从赵高之谋，而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利用丞相的权力将赵高杀掉，以避免后来的被动局面。
可见，历史上不少人责备李斯不能持守正道，玩弄权术，追求功名利禄，却最终落得个悲剧命运。也有人批评李斯在已经意识到富贵已极、物禁太盛的道理后，却不懂得急流勇退。在司马迁看来，李斯位居三公，又明六艺之术，有本事、有见识，却不识大体，为了保持富贵就阿谀顺从，听取了赵高的怂恿废长立幼。如果他不这么干，而是认真履行、发挥丞相的辅弼作用，将会成为周公、召公那样的人物。
泰山刻石旧拓本
造成李斯悲剧命运的原因除了其个人性格和追求外，也有大时代变革的因素在。在秦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周代天子与卿士之间的关系，秦朝的皇权也高于周代的王权。秦始皇乾纲独断、精明强干，在秦代严刑峻法的情况下，相权受到皇权的压迫形势下，李斯的选择空间有限，要求其如仁人志士般见危授命似乎有点苛求了。故而唐代元稹总结道：“彼李斯，秦之宠丞相也。因谗冤死，无所自明，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若然，则秦之亡有以致之也。”〔78〕李斯的悲剧命运有其时代必然性，功成身退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由上可知，李斯的悲剧命运既有其个人志向的原因，从庶民跻身人臣之巅却不知足、不知止，例如李斯在临死之时不愿选择较为体面的自裁，仍然在进行利益算计，寄希望于秦二世怜悯其功绩而赦免他。换而言之，在李斯这样一种追求富贵初心，在秦朝特殊政治状况下，寄希望于其如司马迁所希望的有担当精神，成为周公、召公这般典范人物未免不太现实，其功名利禄之身伴随着秦王朝的命运在历史中坍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李斯在上古籀文的基础上整理出小篆这一新的书写形式，兼具政治性和艺术性，被后世评价为“斯虽草创，遂造其极矣”〔79〕，堪称“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80〕，秦朝将之作为文字的标准范式推行全国，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统一文字、便利帝国内部沟通的政治效果，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当下篆刻等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篆书作为秦朝官方通行文字，被铭刻在泰山等诸名山，这些文本成为秦朝向新征服地区传颂功德、构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李斯服务秦廷三十余年，身居廷尉、丞相等高位，见证并参与了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并在随后经纶天下的制度设计上贡献了智慧。小篆的创制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等文化政策，与围绕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重大讨论一同构成秦代大一统顶层设计的主体，体现出儒家和法家两种不同的思想见解，反映出了秦朝君臣的古今观、时势论及对于秦朝在历史序列中地位的自我认知。
李斯的政治地位的上升跟秦国统一进程高度一致，其个人悲剧的形成也与秦朝政治衰败的进程休戚相关。作为一个秦朝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他既力阻逐客令的实施并为秦谋划削弱六国之方略，加速了秦统一天下的进程，又诱导秦二世行督责之术等加剧了社会矛盾。如同其前辈商鞅一样，李斯倾注心力参与的事业，最终却吞噬掉了他自己，其结局令后人唏嘘不已。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一方面有其出身、气质、追求等个人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受政治运行新机制和权力分配新格局这一时代因素影响。
（孟云飞转自《中国书画》 2021年第1期 P3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