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鬼吹灯·云南虫谷》中提到了古滇国。那么，这个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它存在于哪段历史时期，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呢？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最早记录滇国历史的一份史料。
在汉武帝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被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而是由大大小小的部族组成。
这些部族中有的比较先进，拥有君长，民众结着椎形的发髻，农业以耕地为主，其中较大的就有夜郎、邛都和滇国。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部族，没有君长，民众结着辫子，农业以畜牧为主，在滇国附近有嶲人和昆明人。
在这些部族中，滇国的出身颇为传奇。当初在楚威王的时候，将军庄蹻带领军队顺着沅水而上，夺取了巴郡、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蹻到达了方圆三百里的滇池，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正当庄蹻想返回时，巴郡、黔中郡被秦国攻占，庄蹻无法通行，只好退回滇池，为了取得土著的支持，他顺从滇人的习俗，改变楚人的服饰，称王建立滇国。庄蹻本是楚庄王的后裔，所以滇国也是楚国的分支。
在战国史料中，多次提到庄蹻这个人物。
楚怀王二十八年，楚军在垂沙之战中败于齐、韩、魏三国联军， 楚国统帅唐眜被杀，而楚将庄蹻趁机发动叛乱，攻打郢都，导致楚国四分五裂。大儒荀子还把庄蹻与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田单和燕国的乐毅，并称为善于用兵的名将。
这就和《史记》不大对得上了：楚怀王是楚威王的儿子，年代当然在楚威王之后。庄蹻在楚威王时已经入滇，怎么会在楚怀王时发动叛乱？
有学者认为，入滇的庄蹻和暴郢的庄蹻是两个人。学者杨宽则认为，入滇的庄蹻与暴郢的庄蹻是同一人，只不过庄蹻入滇应该是在楚顷襄王二十年。
本年庄蹻战败秦将司马错，夺下黔中郡，进而一路向西发展。但在第二年，秦将白起又重新夺下黔中，并且攻克了楚国都城郢都。庄蹻无法返回，只好逗留在滇地称王。
当然，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庄蹻入滇之说是靠不住的。在《史记》之前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考古发现的滇文化与楚文化也明显不同，古滇人连自己的文字资料都没有。
秦灭六国后，派遣常頞开通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郡县，纳入秦帝国的版图。但在秦朝灭亡后，汉朝又舍弃了这些地区，将巴郡和蜀郡作为与西南夷的边界。
汉武帝建元六年，鄱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得到蜀郡出产的枸酱，南越人说枸酱来自牂牁江，而住在牂牁江上游的就是夜郎国。因为蜀郡商人与夜郎贸易，枸酱才流入南越。南越虽然是汉的藩属，实际上却算是盘踞岭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唐蒙计划从牂牁江进攻南越，建议武帝收服西南夷族群，设置郡县来管辖。不过因为道路开辟困难，西南夷屡屡反叛，武帝只能暂停对西南夷的经略。
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居住时见到蜀郡的布和邛都的竹杖，得知来自邛都西面两千里的身毒国。由于大夏与汉朝被匈奴隔断，武帝就派遣使者穿过西南夷去寻找身毒国。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到达滇国，滇王尝羌留下他们，并派人帮他们找道路，但却被西边的昆明人阻拦， 最终没有找到身毒。不过使者却对滇国风土人情有了了解，滇王也问使者：“汉朝和我们比谁大？”后来夜郎侯也这样问过使者。
虽然滇王、夜郎侯系“夜郎自大”，但在西南夷中确实也算强大。使者汇报给武帝，认为可以招徕。等到南越国反叛时，汉武帝通过犍为郡征调南夷土著，且兰君发动叛乱，杀死使者和太守。汉军征发部队，灭亡了且兰。前111年，南越国也被消灭。灭亡且兰的汉军又灭亡了汉朝和滇国之间的头兰，并且诛杀了不服的且兰、邛、筰等君长，其他部族震惊，纷纷向汉朝称臣，夜郎侯就在此时进京，被封为夜郎王。
之后，武帝派王然于再次入滇国，劝说滇王称臣。此时滇王部众有数万人，与东北的劳浸、靡莫两国互相倚仗，不愿意投靠汉朝。劳浸、靡莫两国甚至还多次冒犯汉朝使者和士卒。前109年，武帝发兵灭亡了劳浸、靡莫， 面对压境的大军，滇王终于知道自己是“滇国自大”，举国投降了汉朝。所幸滇王对汉朝使者一直较为友善，而且本身也具有实力，所以武帝虽然将滇国设置为益州郡，但仍然赐给滇王王印，让他与夜郎王一样，继续统治部族。
《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滇国的记录到此结束，《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也有滇国记载，内容与《史记》大同小异。在后来汉昭帝、王莽、汉光武帝时期，益州郡夷人多次发动叛乱，但也均被中央政府平定。滇人作为西南夷的一支，慢慢融入了华夏之中。
2000多年后，《史记》中记载的“滇王之印”，竟然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
1953年，云南省博物馆从一位古董商人手中买下了十几件青铜兵器，这批兵器明显有异于中原器物。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说，在二战期间，其家乡晋宁县出土了大批同类青铜器，被当地农民当作废铜卖出。晋宁县正是西汉益州郡治所在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经过走访探测， 鉴定出晋宁石寨山应当系这批青铜器的出土地。
从1955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石寨山古墓地进行清理发掘，之后在1956年、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96年先后对石寨山进行共5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清理出遗址面积约2300平方米，墓葬86座、文物3200多件。其中第二次考古发掘中，在石寨山6号墓出土了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滇王金印为蛇钮方印，印文为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边长2.4厘米、高2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经鉴定，这批墓葬的年代是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类似“滇王之印”的这种金印，在考古中屡有发现，比如1784年日本就曾出土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也系蛇钮；1981年江苏扬州也发现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2008年长沙市公安机关又追回两枚“长沙王玺”“长沙王印”金印，均系龟钮。可见，石寨山墓葬就是滇国墓葬，滇国的存在得到了印证，汉武帝赐滇王金印也是信史。
除了金印外，在石寨山6号滇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玉衣，其中包括札片69片、坯片97片，玉质为和田玉，来自中原。这种玉衣在其他地方汉代诸侯王墓也有发现，最有名的就是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第一次发现完整的金缕玉衣。滇王墓玉衣的特征与刘胜墓金缕玉衣相似，但穿孔内却没有金属丝或丝线的痕迹，或许这件玉衣并非成品，只是玉衣的一种象征。
石寨山1号墓出土一件正方形钮座铜镜，座外有篆书铭文“畜思君王，心思不忘”八字，四角有草叶纹图案，边缘为内向连弧纹。这样的铜镜，应当也是从中原传入。
除了晋宁石寨山滇国墓外，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在滇池区域和滇东南地区发掘了不少古滇国墓葬，如呈贡天子庙古墓群、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安宁太极山古墓群、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昆明大团山古墓地、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昆明羊甫头古墓群、楚雄万家坝古墓群等。其中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年代最早，系春秋到战国初期的青铜文化遗存，属于早期滇文化类型。
整体来说，考古发现能够印证文献记录，古滇国存在于滇池区域和滇东南一带。
当然，滇王金印、玉衣都是中原文物，而更能体现滇文化的特色的，还是给古滇国自己铸造的青铜器。目前，在古滇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达1万余件， 其中兵器类包括斧、钺、剑、矛、戈、凿、棒等，生产工具包括锄、镰、削、纺织工具等，生活用具类包括釜、洗、盒、马具、酒器、案等，乐器包括铜鼓、编钟、葫芦笙等，装饰类包括扣饰、杖首、饰牌和玉镯等。其中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贮贝器和扣饰，这是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的。
贝币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前，人类社会流行的一种货币。在史前时代的青海马家窑文化遗址就有发现，之后在夏、商、西周仍然是主要货币。这种贝币并非来自我国近海，而是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这就保证了海贝作为货币的稀缺性。同时它的坚硬、零散等特点也保证了容易保存、方便计量。在古代的云南地区长期也把贝币作为主要货币，青铜贮贝器则是贮藏贝币的青铜容器。
据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一文统计，在滇文化墓葬中出土青铜贮贝器90件，另外有1件采集品，其中石寨山墓地就出土了51件。贮贝器分为铜鼓、铜鼓形、叠鼓形、桶形、洗形五种类型，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东汉以后不再出现。不少贮贝器的表面上有弦纹、齿纹和圆圈纹等装饰图案，有的也有叙事性图案，一些器盖上还饰有圆雕动物或人物活动场面，这些装饰内容是反映滇文化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出土于石寨山12号墓的一件“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杀人祭柱的祭祀场面，是目前已出土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其中共有127个人物，每个人高3—6厘米。又有一长方形楼房，高17.5厘米，无墙壁，以两圆木支撑，有两架梯子上下，类似后世壮族巫师祭祀的祠。楼上正中坐着一位妇女，比身边人体型大，旁边有8个人进食，还有1个人手捧食物上楼。楼下有待宰杀的猪、马，还有用蛇喂孔雀和饲养老虎的人。
在老虎与房屋之间又鼓架，悬挂着一面鼓和一件鋍，1人在敲打。房屋对面是村社中心，有一个柱子，柱子上盘有两条蛇，一条蛇吞入一个人的下半身，上半身仍在蛇口外。柱子旁边的木牌上还绑缚一人，另有一个戴枷锁的人，都应当是祭品。还有一些人抱着鱼、头顶箩筐、坐着交谈、骑马赶来， 应当都是参与祭祀的人，此外还有身穿异族服装的外来人。在要杀的人牲旁边有两个与人同高的巨大铜鼓，在器盖两边，也各有一个大铜鼓。
柱、蛇和鼓应该都是被祭的对象，蛇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地位很高，柱代表国家社稷，而铜鼓也是南方少数民族常用的打击乐器。
然而，云南地区出土最早的铜鼓并非是单纯的乐器，而是一种较大的炊具，约共四五十人一起食用。因为食物是氏族成员生活的基础，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铜鼓被赋予了权力的象征，人们对它有一种恐惧和崇拜心理，类似中原的鼎。尽管后来铜鼓的食器功能被铜釜取代，而成为一种专门的乐器，但人们对它的心理仍然没有变化。石寨山20号墓中，就出土了一件“杀人祭铜鼓贮贝器”；另外在石寨山墓葬还出土了一批直接用来盛放贝币的铜鼓。
除了祭祀场面外，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还涉及了滇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6号墓出土了一件战争场面的铜贮贝器，该器身高53.9厘米、直径33 厘米，盖上铸22人与5匹马，滇人将领头戴兜鍪，身穿铠甲，腰束佩剑，赤足骑马，作冲杀状。其他的战士有的拿着矛、剑进攻，有的拿着盾牌防御。战败者为辫发之民，应该就是《西南夷列传》的昆明人。他们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刺杀，有的跪地求饶。贮贝器将一场恶战描绘得淋漓尽致。
还有12号墓出土的一件上仓图像贮贝器盖，盖直径50厘米，中央有一投贝的圆孔，孔周装饰牧猪、羊图，盖周装饰上仓图，人们把临时粮堆的粮食，用头顶筐运送到木仓房中。木仓房顶呈人字形，身呈井字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出土于10号墓的一件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器高50厘米，盖径26厘米， 盖中央置一小铜鼓为座，上立一柱，柱端平台上矗立着一位鎏金的骑马执缰骑士。周边环绕着四牛，鼓耳呈虎作攀登状，张开大嘴欲吞噬。
除此之外，青铜贮贝器还有表现畜牧活动、纺织活动、赶集活动、行船活动、狩猎活动以及各类图案和动物，生动表现了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青铜扣饰也是滇人的一种特色器物，因其背上有一个钩状扣而称，也被称为牌饰、饰件。据肖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青铜扣饰》一文统计，滇文化墓葬出土的扣饰有658件，时代从春秋到西汉晚期，从形状来看可以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自然形。出土的圆形扣饰超过一半，一般是置放在死者胸腹，应当是系于胸腹的装饰品；长方形和自然形扣饰出土时粘有绢丝和漆皮，可能是一种挂饰或者饰于专门的器具上。
石寨山13号墓出土了一件双人舞盘鎏金铜扣饰，高18.5厘米，宽12厘米，背面有矩形齿扣，正面鎏金，有两男子双手各执一圆钹，腰佩长剑，展臂屈腰，双膝弯曲，作跳跃状。两人均赤足，左脚与后跟相抵，脚下共踏一蛇， 蛇张口咬住右边人的右小腿。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钹舞，在山东沂南画像墓和四川画像砖也曾出现。此外，还有6号墓出土的一件四人缚牛铜扣饰，高9.6厘米，宽16厘米，表现四个人将一头牛绑在柱子上即将宰杀。
除了这类表现社会生活的扣饰外，也有不少表示动物图案的，最具特色的是一种动物搏斗扣饰，比如71号墓出土了一件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长16厘米，宽10厘米。其中一豹扑于猪背，后爪抓住猪后腿，前爪抓住猪肩腹， 张口咬住猪背，另一豹钻到猪腹下，抓咬猪腹。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还有13号墓出土的一件长方形狐边铜扣饰，高5.7厘米，宽9.2厘米，正面镶嵌白绿色玛瑙管珠及绿松石，边缘一周雕刻首尾相接的狐狸，也非常有特色。
除了贮贝器和扣饰外，其他青铜器虽然并非滇人独有的种类，但也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比如兵器就比较喜欢以人物或动物装饰。
可惜的是，滇国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在石寨山13号墓出土了一块刻有图形符号的铜片，似乎蕴藏着一些信息，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古滇国的图形文字，但这样的符号发现太少，也难以作更多的解读。不过，目前石寨山的发掘尚未结束，神秘的古滇国还有不少秘密，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