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是以中国各族青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日报，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青年报题写了报名。
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发布的市场调查报告，全国性日报阅读率，中国青年报位居第三。 据日本权威社会调查机构在中国六大城市的调查表明，中国青年报在 50 家大报中阅读率和知名度位列第六。中国消费者协会所作的中国产品品牌调查问卷，中国青年报回收率连续三年名列第一。
在1987年中国首批评定的高级记者、高级编辑中，就有20万人是五十年代的青年报人。
《中国青年报》是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在中国主要报纸公信力调查中，该报连续10年位居前3名。
《中国青年报》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方合作媒体，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宣传合作媒体，是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官方合作媒体。
《中国青年报》拥有业界公认的优秀编辑记者及优秀经营管理人才，他们中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邹韬奋新闻奖”获得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十佳新闻记者”、“全国优秀青年报刊工作者”、“全国报业先进经营管理工作者”等。
中国青年报是日报。
日报：每天早上出版的报纸。
《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是以中国各族青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日报。《中国青年报》设有要闻、经济、特别报道、教育科学、法治社会、国际、体育、摄影等新闻版面;设有中国新闻名专栏冰点周刊和军事周刊、创业周刊、文化周刊、阅读周刊、汽车周刊、旅游周刊等系列周刊;有青年话题、青年调查、青春热线、共青视点、大学生村官、青青校园、青年企业家、职业教育、数字青年、屋檐下、思想者等具有青年特色的版面。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青年报题写了报名。
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出版周期：日报
主管单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报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海运仓2号
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发起来的，青年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引领时代先锋。＜中国青年报＞关注中国青年，引领思想进步。她关注模范、先进人物。应该是2003年吧，7月3日的报纸，发表了＜自信、成功、快乐＞，有针对性地谈了中国青年的精神状态，就是非常好的。当然好文章很多，但这样的有鲜明意义、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文章，报纸还应努力。 另外，她也应该关注农村青年的成长，关注他们的思想状态，并且切实地指引新路，关注并解决落后的一面，切近生活。
“高士其代表科普！”
1974年底，周恩来总理受毛主席委托，在病中亲自主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周总理逐一审视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他看完科学界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后，皱起了眉头，问道：“怎麼没有高士其？高士其现在情况怎麼样？”周总理清楚地记得，高士其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历届人代会上，周总理都见到高士其。然而，这一次为什麼在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高士其呢？
有人解释道：科学家代表名额已经够多的了。
“高士其代表科普！”周总理回答说。
在周总理亲自提名下，高士其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高士其是中国科普界一面鲜红的领军大旗。确实，“高士其代表科普！”
今年是高士其诞辰一百年周年。为了纪念高士其一百周年诞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生命进行曲——高士其科普作品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浦漫汀主编的《高士其研究资料》。另外，《高士其回忆录》以及新版《高士其全集》也即将问世。
高士其的生日，他的户籍记录、档案记载以及过去所有关於他的生平介绍文章，都说是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亲笔所写的回忆录，笫一句话是：“我生於1905年11月1日，即农历乙巳（蛇）年九月廿三日，前清光绪三十一年。”最近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我查对了一下万年历，发现“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三日”，不是1905年11月1日，而是1905年10月21日！可能是限於当时的条件，在把农历换算成西历时出现计算错误，误算为“1905年11月1日”，一直沿用至今。为此，我向高士其亲属建议，原定今年11月1日举行的高士其百年诞辰纪念仪式，可否改在10月21日举行？
不倒的病号
对於今日的青少年读者来说，高士其已经是被流逝的时光冲淡了的名字。然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高士其的大名如雷贯耳。高士其的科普作品，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
不论就“人”来说，还是就“文”来说，高士其都不愧为我们时代的楷模。就“文”而言，高士其的作品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用饱醮文学的笔勾画科学的图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文学与科学结婚的产儿”；就“人”而言，高士其的一生是在与病魔顽强拚搏中度过，是一位“患病不倒的病人”，他不仅是霍金式的科学家，而且是保尔·柯察金式的红色作家。
最初，我从高士其的作品中结识他。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不断从《人民日报》副刊上读到他的科学小品。我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科学小品选集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科学诗》。星期天有时进城，我最爱去的是旧书店，在那裏“淘”得高士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科学小品选集。我成了高士其的“粉丝”。
1962年4月20日下午，我有幸在北京西郊第一次拜访了高士其，他用嗯嗯喔喔的“高语”艰难地逐一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一下午的谈话，我整理成《高士其谈科普创作》一文。从那以后，高士其成为我创作上的恩师。我们保持著经常的联系。即使我到了上海工作，即使在十年浩劫之中，仍书信不断。他写给我的信有五、六十封之多。1978年，我写了二十万字的长篇文学传记《高士其爷爷》一书，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多次访问了他，并访问了他的数十位亲友，使我对这位中国少年儿童的“爷爷”有了深入的了解。原教育部副部长、科普老作家董纯才是高士其的多年老朋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写好党和高士其之间的关系——没有党，就没有高士其；而高士其无限忠於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这话，也可以说是对高士其战斗的一生的高度概括。
高士其原名高仕錤，福建省福州市人。后来他改名高士其，他说：“丢了‘人’旁不做官，丢了‘金’旁不要钱。”他果真是这样走过了艰难而又漫长的一生。在这“官”念深重、物欲横流的世界裏，他真可以称得上“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心纯净得像一颗水晶……
高士其原本是非常健康而又活泼的青年。1925年，高士其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1926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1927年夏，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28年，在实验时不慎，受甲型脑炎病毒感染，留下严重后遗症。最初是发病时眼球向上翻，无法自制。后来病情不断加重，双手颤抖，以致在解放后发展到全身瘫痪，被病魔困在轮椅之上。
1930年秋，高士其学成归国。在陶行知、李公朴、艾思奇的影响下，在1935年，写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从这时起，至1937年8月离开上海止，可说是他科学小品创作上的最旺盛的时期。他用有点僵硬、发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尽管此后他写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诗，但是，我以为他的作品最精华的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
高士其在1962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让孩子们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的滋养》一文，谈到自己的写作经过：“那时候我虽然已经有病，但仍坚持写作，写成了将近一百篇的科学小品，收集成单行本出版的有《我们的抗战英雄》、《细菌与人》、《菌儿自传》、《抗战防疫》等集子，我写这些科学小品的主题，是为了抗日救亡，用我一点一滴的力量，对祖国、对人民尽我应尽的责任。”
1936年4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与别人合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6年6月，高士其的第二本科学小品集《细菌大菜馆》，由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
1936年8月，高士其的第三本科学小品集《细菌与人》，由开明书店出版。
1937年初，高士其的第四本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该书后又曾改名为《活捉小魔王》、《微生物漫话》出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自1936年起，高士其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菌儿自传》，每期发表一章，至1937年8月写完最后一章。这些文章后来编成《菌儿自传》一书，於1941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高士其应陶行知之约，写过一本《微生物大观》；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之约，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他还应《开明中学生手册》、《大众科学》、《申报》周刊、《新少年》半月刊、《读书》半月刊、《妇女手册》、《力报》、《言林》等报刊杂志的约稿，写了许多科学小品文。�高士其在发表第一篇科学小品时，就署名“高士其”，此后没有用过别的笔名。
最为感人的是，1937年8月，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裏，高士其以病残之躯，艰难地前往延安。他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之后，激动地写出了《不能走路的人呐喊》这首诗：“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1938年底，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士其因病住在延安中央干部疗养所，那裏要挂一条标语，写什麼好呢？高士其提议，写“这裏是病人的战场！”高士其把养病当作战斗任务，傅连暲称赞他是“不倒的病号”。后来，高士其由於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延安到香港等地医治。正值战争烽火连天，病中的高士其在重庆、桂林、黄姚、广州、上海、苏州、台湾，过著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
1949年5月，高士其从台湾经香港到达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从事科普创作。从1954年起，高士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高士其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8年高士其与科普界人士发起筹备中国科普创作协会，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於1979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根据高士其的建议，在1980年还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科普研究所）。从1980年起，高士其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科学的“小馄饨”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以细菌学为主，但是常常广征博引，涉及整个自然科学。尽管他自称他的科学小品是“点心”，是一碗“小馄饨”，实际上是富有知识营养的“点心”、“小馄饨”。他的一篇科学小品只千把字，读者花片刻时间便可读完，然而在这片刻之间，却领略了科学世界的绮丽风光。
比如，司空见惯了的眼镜，经高士其在科学小品《谈眼镜》娓娓道来，真可谓妙笔生花，趣味盎然：
原来，世界上最早的眼镜，“是用绿宝石造成的”，是“一位近视眼的罗马皇帝”用它来“观看剑客们的决斗”。�
原来，人们最初曾把眼镜“缝在帽子上头”，曾经“装在铁圈裏面”，曾经“镶在皮带上面”……打开正儿八经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查不到这样的“眼镜发展史”的。像聊天，像讲故事，作者把这位元“为人类视力服务”的“玻璃国的公民”的身世，从西元一世纪讲起，一直讲到二十世纪最新式的“隐形眼镜”。令人惊异的是，这篇《谈眼镜》，不过是千把字的“千字文”而已！
作者采用纵横交叉的写作手法。纵线，就是眼镜的发展史；横线，则是介绍眼镜的兄弟们——望远镜、显微镜、照像机、电影机等。纵横交织成了这样一篇内容丰富的科学小品。作者还用一小段文字，说明了眼镜的光学原理。《谈眼镜》短小精悍而又生动活泼，尺幅千里，容纳了经过高度浓缩了的科学知识。
高士其善於运用比喻，用读者熟悉的东西来比喻读者所不熟悉的东西，使科学小品通俗易懂。比如，“细胞的中心有胞核，好比肉包的肉心；外面有一层胞浆，好比肉包的包皮。”
著名文学作家谢冰心是高士其的同乡。1978年5月，冰心在一次少年儿童文艺座谈会上说起高士其的小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医生给我家人看病，病人正在发烧，医生就给化验了白血球，说是白血球太高了，一定是身体裏有地方发炎。我家的孩子就问：人身上白血球高是怎麼回事？高士其告诉孩子，红血球好比一个国家裏的老百姓，白血球就像国家裏的军队和员警，是专政的工具。在一般健康的情况下 ，白血球只保持一定的数量。白血球多了，说明‘国家’不稳定，有敌人来侵犯或内部发生动乱，於是军队就出来抵抗，员警便来镇压了。人身上长疱、发炎、化脓，这脓就是在和细菌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白血球！这样讲孩子们听得很有兴趣，也记得很清楚。” 高士其用的是比喻手法。他把红血球比做“老百姓”，把白血球比做“军队和员警”，把人体比做“国家”，把病菌比做“敌人”，这麼一比方，外行人就懂了。照我看，即使请一位高明的大夫来回答，未必像高士其讲得那麼明白，那麼生动，那麼通俗。
在高士其笔下，妙喻如珠：“蝴蝶，美丽而活泼，好比电影明星；秋蝉，清脆而有韵节，好比音乐家；螳螂，好比靠著两条腿吃饭的洋车夫；蜜蜂，好比忙著搬行李的码头工人；苍蝇是白天的强盗，蚊子是黑夜的土匪，这两个也还有不怕死的胆量。至於臭虫，名称先已不雅，又畏首畏尾的不光明正大，看它们胖胖圆圆扁扁的褐木色的大肚皮裏，吃的都是我们百姓的汗和血。一旦光明来到被窝裏，它们早已吓得逃个精光了。拿它们来比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为过吧！”高士其这段一关於各种昆虫的描写，一口气用了九个比喻！